在大城市就业市场收缩的情况下,中国力图以地方岗位吸纳大城市里过剩的人力资源。

不过,此次青年返乡潮迎来了两极化的舆论反应。一些分析认为,青年返乡有助推动人才下沉到较小的城市;但大批硕士和博士等高等教育人才流入基层单位和国企,也引发人才浪费、大才小用的担忧。

中国国务院今年5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和“拓宽基层就业空间”,包括支持中小微企业更多吸纳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

学者:返乡就业是特殊形势下短暂现象

来自安徽宿州的陈淼淼三年前获得许多小城市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机会,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不过,她毕业时毅然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选择返乡就业,薪资只有北京类似职位的一半。

不少青年和陈淼淼一样,冒险精神在疫情下被消磨,越是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环境里,越是希望求稳。回到家乡,到国企或政府单位里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成为他们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里安身的方法。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吸引人才从大城市返乡成为各地政府的重点工作。

浙江丽水市遂昌县4月底发布的《2022年遂昌县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引进优秀毕业生入围体检人员公告》,就曾在网上引发“名校生扎堆小县城”的议论。当地招收的24个基础工作岗位入围人员大多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大多为硕士或博士。

陈淼淼三年前为了尝试到大城市里闯荡,只身到北京读研究所,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她的人生观。

刘尔铎也不讳言,目前高学历毕业生应征地方基层公务员的现象“不是好的发展方向”,显示公务员岗位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太大,人才仍然难以流入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

对不少刚毕业的青年而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激烈,返乡就业成为更实际的选择。25岁的陈淼淼(化名)去年毕业时已感受到这一波返乡就业潮,求职时直接锁定了安徽国企的岗位,完全不考虑工资较高、职业发展较好的大城市岗位。

和大城市的工作相比,陈淼淼的薪水不高。但她认为,安徽的生活步调较舒适、生活开销较低、工作较安稳,“这些是难以用钱衡量的”。

他强调,健康的就业情况“应该是百花齐放”,人才应均匀分布在民企、国企、一线城市和地方。

中国大城市的就业形势过去两年多来持续受疫情笼罩,今年首五个月就业市场更是在新一波疫情冲击下加速萎缩,中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5月达到2018年以来的新高,升至6.9%;相较于2月上海疫情暴发前,增加1.5个百分点。在全国范围内,16岁至24岁的青年人口就业情况尤其严峻,失业率攀升至18.4%,是至少三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她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疫情让我发现亲情才是最重要的,能在家乡附近找个稳定的工作,多陪父母比薪水更重要。”

进入6月高校毕业季后,各省市加紧出招支持本地就业。福州市上月宣布,毕业三年内计划在福州求职、创业和实习的高校外地生源毕业生,可申请免费住宿;重庆对吸纳应届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每人2000元人民币(约417新元)的补贴;河南发起“百日攻坚”,目标在9月底前,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00亿元人民币以上,带动和吸纳就业25万人以上。

各省市加紧出招支持本地就业

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研究员刘尔铎分析,返乡就业只能有限地舒缓青年失业问题。中国移民的趋势是三四线城市人口往一二线大城市流动,这难以逆转,返乡就业只是在特殊形势下出现的短暂现象。

中国青年在原本应该雄心勃勃的年纪,降低要求返乡就业,是年轻人因生活观念改变而主动选择,还是在严峻就业形势下别无选择?这个问题恐怕没有直截了当的答案。

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里,不少毕业生得投出数百份简历才能找到工作。但陈淼淼只投了四、五份简历,经过第一个面试,就轻松地找到了月薪5000元人民币、涵盖免费员工宿舍的宿州国企岗位;这大约是北京一名咖啡师的月薪。

中国大城市的就业形势过去两年多来持续受疫情笼罩,今年首五个月就业市场更是在新一波疫情冲击下加速萎缩,中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5月达到2018年以来的新高,升至6.9%。

海南一个青年返乡就业倡议组织负责人透露,从大城市回当地就业的毕业生过去两年来有增加趋势,今年的增幅更明显,返乡人数比以往多出约一成;他们大部分选择进入政府单位和国企,少数选择创业,比如开咖啡馆和当电商。

应届毕业生求职心态更务实

陈淼淼说,她从不后悔返乡的决定,但若下来经济形势好转,大城市里出现更多更好的职业选择,她可能会再到大城市里打拼。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心态明显更加务实,更倾向相对稳定的国企。他们也更重视事业与生活的协调,“工作与生活平衡”成为仅次于薪资福利的第二大求职看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