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称许新加坡反恐先发制人,对激进思想、学说和意识形态采取“上游措施”。

在国土安全和反恐大局上,新、印两国也是同在一条船上,祸福与共,必须紧密互通有无。

几天前,44岁印尼传教士索马德因宣扬极端主义和隔离主义思想,企图入境新加坡。索马德与六名同伴从峇淡岛抵达丹那美拉渡轮码头时,随即被问话,随后一行人被拒绝入境,并在同天乘坐渡轮折返峇淡岛。

在马来西亚,外来传教士妖言惑众、威胁社会安宁也是由来已久的棘手问题。三年前,具争议性的印度籍回教传教士扎基尔奈克曾在马国兴风作浪,他充斥种族主义的言论,遭到华社和印度族群的谴责,马国警方因此援引刑事法典,禁止他在各州公开演说。

与此同时,《联合早报》记者发现,在李显龙总理与哈莉玛总统的Instagram贴文下,出现一堆垃圾留言。

留言相信大多数发自印尼,但不排除一部分是本地的追随者,他们对于无法见到崇拜已久的本尊,不能当面听他转达“神的旨意”感到极度失望,因而诉诸垃圾留言泄愤。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作为我国未来的领导人,黄循财在李显龙奠定的基础上推进新印关系,关乎新加坡未来的发展。

马来西亚回教宗教师哈斯林则曾多次发言,挑拨回教和非回教社群之间的和睦关系。

新加坡政府多次重申,“任何主张暴力或对其他宗教恶意抹黑的外国传教士,无论国籍或宗教,都不获准在本地传教。”我国政府的坚决态度不是针对个别宗教,凡涉及社会和谐、国家安全的类似事件,政府都一视同仁,秉公处理。

这几天,我国与亲密邻国印度尼西亚政府间有不小的良性互动,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印尼作四天访问期间,走访中爪哇肯德尔工业园后宣布,两国有意在中爪哇发展集装箱国际码头,我国已向印尼政府提出建议。肯德尔县长迪科也证实,印尼中央政府已经把这当作印尼全国关键项目之一。

例如2017年9月,两名外籍基督教传教士不获批准入境发表演讲,其中一名传教士曾形容回教真主阿拉为“假神”,并影射佛教徒为“迷失自我”的人。另一名传教士则多次提起“伊斯兰的邪恶”和“伊斯兰和穆罕默德的恶毒天性”,称回教“不是和平的宗教”。

多年来,我国内部安全局禁止外国传教士入境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涉及不同宗教。早在几年前,政府便检讨并及时收紧外国传教士入境传教的条例,不让心怀鬼胎者有机可乘。

根据印尼华文报《商报》报道,对于索马德被下逐客令一事,印尼第二大回教团体“穆罕马迪亚”(Muhammadiyah)表示遗憾,要求新加坡政府给个说法,澄清缘由,以免破坏两国友好关系。

从印尼官方予以肯定的立场来看,索马德被拒入境事件,两国可能在事前已经打过招呼。

新印两国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彼此之间的差异正可以提供合作互补的空间。

两年多的疫情叫极端思想的传教士“憋得很久”,所以,新加坡一打开国门,便急着来敲门。他不是第一人,也非最后一人。

同年10月,受邀上游轮开讲的两名回教传教士被禁入境,来自津巴布韦回教宗教司依斯迈蒙克向来宣扬分离主义,包括指回教徒不得祝贺他人圣诞快乐或屠妖节快乐。

李总理推特账号、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的Instagram账号、Gov.sg和律政部的推特账号,以及外交部、新加坡旅游局和移民与关卡局等Instagram账号也遭受传教士的支持者大量垃圾留言的攻击。

另据印尼CNN报道,印尼国家反恐局主任努尔瓦希德准将则说,新加坡政府禁止索马德入境,是因为预见潜在威胁而采取措施;印尼在防范激进主义方面应从中学习。

肯德尔工业园由李显龙总理和印尼总统佐科在2016年共同主持开幕,两年后迎来第一批租户。两年多疫情期间还吸引来自不同国家的74个租户,总值超过17亿美元(约23亿5000万新元)的投资,为当地创造了1万2000个工作机会。这项奇迹显示该工业园具有巨大潜力,在肯德尔建设一个国际集装箱港口是顺理成章,好事一桩。

网上极端宗教言论的影响无孔不入,年轻网民更是脆弱的一群。内安局在本月10日宣布,一名自我激进化的年轻回教徒,29岁的搬运工人拉杰夫在《内安法令》下被拘留。拉杰夫便是受到网上激进传教士的影响,深信只要自己参加预言中的回教黑旗军(Black Flag Army)并战死沙场,死后即能获得奖赏。

新加坡是块福地,吸引资金、人才,也招引牛鬼蛇神、极端分子等等来“社交访问”,网上网下的金钱与心灵骗子都瞄准新加坡,这是我们恢复常态后不得不加强警惕防范的“常态”。

新加坡是块福地,吸引资金、人才,也招引牛鬼蛇神、极端分子等等来新进行“社交访问”,网上网下的金钱与心灵骗子都瞄准新加坡……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此外,本地两家活动管理公司的网站遭到损毁。这些显然不是偶然,而是恶意行为。